01
从赤化四川到赤化贵州
遵义会议之后定下的战略目标是赤化四川，之前的所有作战指挥都是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来部署的。可惜的是，土城战役失利，让红军不得不放弃北上渡江作战计划并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后，红军主力心心念念的还是北渡长江、赤化四川，可从刘湘在长江沿线部署了十个团的兵力严防死守，让红军领导人们意识到四川王刘湘是下了血本绝不会让红军有任何踏入四川的机会。与此同时，蒋介石麾下中央军也开始调集部队准备沿着这条路线围追堵截。
无奈之下，中革军委调整了战略目标，将重点放在了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希望在三省交界这样的“三不管” 地带谋求发展。可滇军主动出击，与川军配合给红军极大的压力，战略目标不得不再次修正。
此时毛泽东站了出来，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再图川，也不是图三省交界之地，而是直接图黔，确切地说是黔西南。于是红军折返向东，渡回到赤水河东岸，是为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让敌军方寸大乱，因为川军、滇军以及蒋系中央军的大部此时都集结在赤水河以西，赤水以东地区仅有中央军薛岳部和已经被打得半残的黔军。
中央红军趁此良机迅速攻克了娄山关，取得了遵义大捷。遵义大捷之后，整个红军队伍气势高涨，领导层也开始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提出要寻找敌军主力决战，继续扩大战果，以求在稳固黔西南的基础上赤化贵州。
至此，战略目标再次调整！
02
战略目标再次调整
红军想要寻求决战的主力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被从遵义赶出去的黔军残部，另一支是蒋系中央军的周浑元部。
黔军虽然被从遵义赶出来，但其扎根贵州多年，仍然不愁给养，对本地地形熟悉，尤其擅长山地作战。周浑元则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猛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拥有和红军作战的丰富经验。
按照国民党内部档案记载，从1928年到1934年的6年时间里，周浑元曾经与红军8次交手，败2次，胜5次，平1次，是我军的老对手。在这个过程中，周浑元也从旅长一路升任至纵队司令。
1956年9月10日，毛主席在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也说：“…（在）高兴圩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这次讲话里提到的四次败仗，后两次都是在四渡赤水期间。土城战役前面已经说过了，在一渡赤水前。“茅台那次”指的是鲁班场战斗，作战对象正是周浑元！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历史，觉得此时实在不是与周浑元部决战的好时机。因为即便打掉了周浑元，川军和滇军以及后援的蒋介石中央军也还是很快就能赶到，我军还是要放弃战果。
但我们不能以现在开了上帝视角的眼光去评价当时的红军领导人，因为他们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很久了，根本没有任何信息源能告诉他们蒋介石的战略意图。
此时蒋介石是铁了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川滇黔彻底消灭红军，而且时间越长，他越高兴。因为时间越长，他的中央军越能在这三省扎下根，正好顺便收服这些地方军阀。在他看来，这正是一石二鸟的好机会！
蒋介石如此这般的想法，红军领导人一无所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难以两全，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让我党有了自主选择领导人的机会，可也让我们在关键时期失去了广阔高远的战略视野，在某些具体场景产生误判，鲁班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红军领导人们知道蒋介石的经略西南决心如此之大，那必定不会产生敌决战，并扎根贵州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会在鲁班场与周浑元死磕。
可历史没有如果，在失去共产国际的情报支持的情况下，红军领导人们只有自己摸索，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去猜测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在这个猜测、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的战略目标也随之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
看清楚这些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红军决策层为何要赤化贵州，为何坚持要打鲁班场！
03
鏖战鲁班场
周浑元实在是个不容易应付的敌人，前面已经提到，他多次与红军交手，深知红军运动战的厉害，因此二渡赤水之后，无论红军如何作出何种动作，设置何种圈套，他始终不上钩。为了尽快决战，红军决定主动出击！
1935年3月13日，红军的领导核心——新三人团发布了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以黔西南为主要战略目标，集中力量攻击已濒临溃散的黔系军阀王家烈的残部。在消灭黔系军阀的同时，调动在贵州的周浑元和吴奇伟部队，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相机歼灭这两个蒋系中央军纵队。
次日，新三人团再次发布命令“我野战军以全军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此时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已经是新三人团。所谓新三人团是指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这个新三人团其实是“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对应的是之前的老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其实在新老三人团之间，还有过一段时间实施的是所谓民主决策制，也就是打仗之前大家把方案都拿出来讨论，然后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这个看起来很美好的制度在实施起来效果却并不理想，每次作战开会讨论都要浪费许多时间，经常是都要表决了，还在吵吵嚷嚷争个不休。更要命的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比如在井冈山期间，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结果，部队返回湘南，结果损失了二十九团；再比如红四军“七大”会议上，也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撤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
可见多数人都认为对的事情，未必就真的对！
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出成立一个“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对所有军事提案“下最后的决心”。这便是上面提到的“新三人团”！
这次鲁班场的会战，“新三人团”志在必得！
可惜这次碰到了硬钉子，攻占鲁班场的行动失利了。原因也有许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战略目标不当、周浑元对我军非常了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敌人的准备异常充分。
“新三人团”是在3月14日下达的攻击命令，希望用1天时间拿下鲁班场。可是周浑元早在3月11日就已经进驻了鲁班场，并驱使老百姓修了三天的工事。
要知道，我军最擅长的并不是这种阵地攻坚战而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灵活战术，毕竟敌我装备的差距实在太大。
3月15日，鲁班场战斗打响，正面进攻阵地的红军被敌军的重机枪火力死死压制，屡次冲锋都未成功。到了下午一点左右，周浑元甚至召唤来了轰炸机，在红军阵地上狂轰滥炸，更是压的红军作战部队无法抬头。
一直到天快黑，能见度降低，飞机无法再轰炸的时候，红军才组织了几次冲锋，但也都因为地形不利无法得手。
到了晚上7点左右，敌军开始主动还击，意图从右侧包抄我军，与此同时，黔军两个团也赶到了鲁班场附近的永安寺，此时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军前后夹击。无奈之下，红军只有撤出战斗，连夜转移到茅台、怀仁一带！
“新三人团”的第一战，铩羽而归！这对刚刚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的毛泽东来说，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04
三渡赤水
这次鲁班场的战斗未能全歼周浑元，反而暴露了主力，围剿部队又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蒋介石希望在鲁班场附近彻底消灭红军。
关键时刻，新三人团于15日夜间10点左右果断下令，趁着夜幕迅速脱离战斗，三渡赤水河！经过一夜急行军，16日凌晨，红军突然出现并攻占了茅台镇，并搭设了3座浮桥。而此时，大部分的敌军还在往鲁班场移动。
16日晚，部队开始渡河，到了17日，全部红军渡河完毕，再次来到了赤水河西岸并向古蔺、叙永地区进发，再次作出要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的姿态。
这一举动再次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他又开始猜测红军的真实意图。虽然我军作出了北渡长江的举动，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之前他被毛泽东的声东击西战术骗了很多次。
经过一番认真“分析”，他确信红军应该不是打算北渡长江，而是想要就地化整为零打游击了。蒋介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看到了红军在鲁班场没能拿下周浑元，于是推定红军战斗力已经严重不足，只剩打游击一条路了。
于是，他下令就地修地堡，想用地堡把红军围起来。蒋介石的命令一下，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刘湘还有湖南军阀的部队都开始修地堡。与此同时，红军却在向古蔺和叙永移动，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被几乎要被地堡三面合围了，修地堡的不是别人，正是四川军阀刘湘。
刘湘之所以这么下血本，就是因为这里离四川太近了，而且是红军北渡长江入川可能性最大的路线。为了自己的地盘，刘湘豁出去了，命令下属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没日没夜地修地堡，准备给红军以迎头痛击。
一旦红军进入古蔺和叙永地区，面对密集的地堡群，回旋余地极其狭小，只要稍一拖延，就会被其他敌军彻底封住退路，陷入死地。
得到相关情报的“新三人团”立即调整策略，停止前进，掉头直奔赤水，打算四渡赤水，再次回到赤水河的东岸。
05
四渡赤水与南渡乌江
蒋介石推算的是红军要化整为零，刘湘推算的是红军要渡江入川，可他们都猜错了，红军并没有掉入他们的地堡阵，而是打算再回到赤水河东岸，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再次调动敌军，让敌军的包围圈出现破绽。
于是3月20日，也就是三渡赤水后的第四天，除了安排了一个团继续向西佯攻古蔺、叙永地区，红军主力向东折返再次出现在赤水河边准备渡河，次日，返回到了赤水河以东的黔北地区，完成了四渡赤水。
3月22日，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的回渡，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有点高兴，因为对红军“聚而歼之”的机会仍在。他判断红军的动向应该还是遵义附近，因为贵州实在太穷，只有遵义附近才有利于红军补给，于是他调集所有兵马向遵义附近集结。
与此同时，红军这边各级领导干部也在紧张地思索下一步在哪里，结合搜集到的情报，经过一番酝酿，“新三人团”决定南渡乌江。
南渡乌江的决定其实来源于彭德怀和杨尚昆的建议，他们在3月25日就发现红军行军原定的西南方向机动困难，在经过反复侦察之后确定南渡乌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因为蒋介石判断红军希望拿下遵义，所以将手中几乎绝大部分兵力都向遵义方向集结，而遵义正处在乌江北面。
这个时候向南抢渡乌江，就可以跳出敌人兵力聚集之地，乌江南边形势一片大好！这个战略目标要达成必须要快，一旦被蒋军发现我军战略意图，甚至被敌军尾追，那就依然无法摆脱敌人的包围圈。
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团”决定果断，指令快速传达，红军部队快速集结。红九团伪装成主力，进攻北边的长干山、枫香坝，而真正的主力部队则迅速在乌江边集结准备南渡。
关键时刻天公终于作美，红军在乌江边集结准备南渡时，天空中乌云密布，阴雨连绵，蒋军的侦察机无法临空侦察，给了红军抢渡留下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后来，国民党部队在作内部总结时，也将红军的顺利南渡归结为天气原因。这个原因不能说不对，但不完整。
比如说，在南渡乌江的过程中，红军曾经冒充蒋介石的电台指挥周浑元和吴奇伟部队，把他们从红军行军路线上调开，减少了红军的损失，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再比如说，蒋军其实并非对红军动向一无所知。薛岳早在28日就发现了红军部队停止西进，有转换行动方向的可能，当日晚间，他又从下属处得知红军已突破了鸭溪和白腊坎的封锁线。到了30日，薛岳更是得到周浑元的急电，获知红军主力已经到达乌江边，有南渡的迹象，并及时将这个重要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可蒋介石却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声东击西战术，固执地坚信红军要打遵义，乌江边上的队伍是虚晃一枪而已。正是因为蒋介石对下属情报和建议的不重视,这才让红军得以顺利渡过乌江。只是在国民党内部，谁又敢提蒋校长的责任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得到红军已渡过乌江的消息时正是4月1日愚人节！蒋介石又被结结实实的愚弄了一把！
至此，红军终于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和大片地堡群远远甩在身后，为四渡赤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再往后，红军进逼贵阳，差点端了正在贵阳指挥围剿的蒋介石老窝。再然后红军又从云南绕了一个大圈，渡过金沙江。这才有了后来爬雪山过草地的事。
这些咱们下次再聊。在此之前，咱们先对四渡赤水做一个总结。
06
精神财富
四渡赤水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那样轻松淡定！一提到四渡赤水，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毛主席用兵如神，但这并不是四渡赤水的全貌。
实际情况是一线指战员疲敝不堪，除了战斗减员之外，饥饿、疾病、逃兵现象也很普遍。刚刚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当时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指挥。
敌军不仅数量远超我们，而且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双方间的实力差距很大。在这样巨大的差距下，我们能胜利逃出包围圈主要靠三点。
第一点，以毛主席为首的三人团指挥得当。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四渡赤水像京剧里那样，诸葛亮摇着羽扇就“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恰恰相反，四渡赤水整个过程中，每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指挥和行动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作出的，可以说成败都在毫厘之间、胜负都决于电光火石之间。
四渡赤水中的每一个行动的成功既来自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也来自一线指战员依靠惊人的意志力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机会。
第二点：敌军各怀鬼胎，我军上下齐心。蒋介石的部队虽然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都各怀鬼胎。中央军想着借着围剿收服地方军阀；地方军阀们也不傻，天天琢磨的是如何既挡住红军，又挡住蒋军。
而我军则是上下一心，在关键时刻听指挥，该佯攻的佯攻，该撤退的撤退，该掩护的掩护，绝没有个人私利的考量。我们以一个团结的集体对抗一个心怀鬼胎，互相算计的集体，这才有了胜利的机会。
第三点，蒋介石不愿意听下级意见，而毛泽东则善于听取一线部队的意见。蒋介石是“微操专家”，经常越几级直接指挥战斗，而且经常固执己见不愿意听从一线意见从而造成指挥错误。国民党将领中甚至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蒋来电话”。
再看我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其实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改成了类似“绝对民主”的军事指挥模式。
具体说来，就是大家都出主意，然后集体讨论，最后集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明显的，可以集思广益，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因为集体讨论需要时间，效率必然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最后的表决是“少数服从多数”，可很多时候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正确。
于是在毛泽东的酝酿和促成之下，有了第二次变化，这次变化保留了集思广益，但改变了“少数服从多数”，成立了新“三人团”，由三人团作最后的决断。
这种军事决策模式已经有了民主集中制的雏形，正是这种决策模式，让红军后来的军事指挥更加高效，这在分秒必争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另外，这种军事指挥模式让一线指战员的意见能够直抵决策层。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在与敌军的周旋中不断寻找机会，不断调整战略目标，从遵义会议时的赤化四川到一渡赤水后的川滇黔交界，再到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寻求决战（歼灭周浑元），赤化贵州；再到四渡赤水之后扎根黔西南。
在此期间，红军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战斗。在不计其数的战斗中肯定有胜有败。事实上，在四渡赤水的具体指挥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新三人团”也不是一点失误都没有，比如土城的失利和鲁班场的久攻不下。
但可贵的是，每次发现问题，毛主席总是能正视问题，听取正确意见，并及时作出调整。其中有两次成功的关键指挥都是毛主席在听取了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情报和建议后，从一线实际情况分析判断再作出的。
就像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每一次失败都蕴含着成功”，“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在于他的实践——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实践”，“这些…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趋近只有脚踏实地者才能企望的胜利。”
总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思想上和领导上的问题，但中国革命还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四渡赤水固然曲折艰辛，但解决了红军眼前最紧要的问题——生存问题。
我们从四渡赤水中不仅看到了毛主席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刻那份坚韧和清醒，也看到了全体指战员不屈不挠的奋战与努力。
惟其如此，才创造了“用兵如神”的军事奇迹，奠定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四渡赤水及其随后的爬雪山过草地虽然极其困苦却给我党我军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